苏州是著名的丝绸之乡，历来是中国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精湛的加工技艺，丰富的丝绸品种，使这一源远流长的生产技术，与苏州人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
1992年8月27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在国家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副省长高德正陪同下参观苏州市丝绸服装厂。苏州的蚕桑丝绸文化在国内外交往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温润之域，得天独厚
苏州地处太湖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适桑宜蚕。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促使了苏州一带的农村中较早地形成了种桑养蚕的习俗。作为太湖流域文化的一部分，苏州地区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复杂的手工纺织生产技术；四千多年前，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社会以后，人类从驯化家蚕，进而开始了养蚕、缫丝、织绸的原始生产，丝绸作为一种高档用品，进入了人类生活史。
夏代苏州属扬州之域。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定九州的贡物中，这里就有一种名为“织贝”的贡品。这种所谓的“织贝”，实际上就是一种彩色的丝织锦帛，由于具有贝壳的纹样而得名。
商末泰伯避居江南，建立勾吴国，经过周代丝绸生产的普及，到春秋苏州成为吴国的国都时，这里的丝织品也已发展到有锦、缟、罗、缯等种类，生产制造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吴国国势渐盛，吴王在苏州城里设织里，辟锦帆泾，并将地产丝织品馈赠中原各国，“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吴地贵缟，郑地贵”等文献记载，都说明当时苏州的锦绣类织物已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以及具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19年，吴楚两国曾因争夺边界桑地，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由此可见，蚕桑丝绸当时已成为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丝绸织就，秀丽城池
秦汉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民间普遍养蚕织绸，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成为了当时蚕桑丝绸生产的主要形式。
到三国东吴时期，江东丝绸的发展出现过一次高潮，丝绸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内无担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丝绸成为“瞻军足国”的重要物资，以至孙权专门颁布了“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的诏令，同时留下了吴赵夫人在丝绸上绣制山川地势图等传说。
此时苏州的丝绸生产已发展到有生织和熟织、素织和色织等技术，产品也有平纹生织的缯、斜纹组织的绫、缎地色彩的锦、变化组织的绮以及纱罗织物的罗等丝绸大类，太湖流域蚕桑丝绸的发展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苏州正逐步确立自己锦绣之地、丝绸之乡的地位。
这一时期，苏州的丝绸技术开始传向国外，据记载，秦代苏州就有人东渡黄海，到日本传授养蚕、织绸和缝制吴服的技术，通过海上通道进行吴丝、吴绫的丝绸贸易不断扩大。
两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由于北方战乱不断，而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因此丝绸生产在南方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并出现了以布帛代租、以丝绸征税的情况，从而大大地刺激了民间丝绸的生产，特别是农村家庭丝绸副业的发展。
同时，随着北方民族的大量南迁，中原一带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不断地带向了江南，江浙一带丝绸生产的技艺日见精巧，吴地织女已出现了较高的生产手艺，这为历史上丝绸技术和生产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
据《唐六典》《元和郡县志》等史书记载，唐贞元以后，江南道的丝绸贡品花色最多，数量最大，除了进献白编绫、吴绫等大宗丝绸外，还进奉红纶巾、宝花罗、文吴绫、吴朱纱、御服鸟眼绫等丝织物数十种，这表明江南地区的丝绸生产技术水平已经位居全国前列。
到唐宝历初年，苏州的丝织机户达到了上万户，脚踏缫丝车和束综提花织机等丝绸织造新工具，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同时出现了专营贩卖丝绸的丝行，以及通过黄泗浦港（今张家港）不断进行绸缎的出口。苏州丝绸的品种也更加繁多，“春船载罗绮”的景象，每每可见，丝绸贸易往来的繁盛仅次于长安，苏州也成为朝廷征收丝绸的主要地区之一。
一雄既出，众星拱月
宋元时代，随着皇室的南渡和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南方的经济、文化在历史上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太湖流域特别是苏州的丝绸业，从此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期，全国丝绸生产和技术的重心向苏州以及太湖流域发展已成为定局。
传统的蚕桑丝绸业，之所以能在当时苏州一带迅速繁荣起来，并占有全国丝绸生产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的较大比重，不仅是由于这里有着良好的地理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战乱和历史的变迁中，相对稳定的南方经济、文化发展面临较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得益于苏州一带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时的丝绸，除了用于日常的衣用服饰外，还大量地运用到非服饰用的领域，如宗教礼仪方面，装饰与绘画方面，以及书画的装帧上等等。
南宋时期，苏州的缂丝生产是传统丝绸技术上的一次突破，它跳出了传统丝绸的工艺和服饰用途的界限，产品大量地被作为艺术性的商品供人玩赏，沈子蕃、吴子润等缂丝名家所制作的作品，在当时已是价值连城。
苏州丝绸中的典型产品宋锦，在当时也是盛行一时，宋锦、仿古宋锦产品由于色调深沉，古色古香，除了用于服饰外，还大量地被用于书画的装帧，以满足文人墨客的雅兴。
20世纪50年代中叶和70年代末，在苏州虎丘塔和瑞光塔内，先后发现北宋和五代的经卷，其外包覆物和经卷缥头，均为不同色泽和不同花纹的丝绸绢、绫和锦等织物。可想而知，当时苏州的丝绸技术和产品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朝廷在苏州城平桥南专门设立了织造局，遣官督理，具有高超技艺的丝绸工匠被聚集在官办作坊内，为皇室生产高档的丝绸。当时较为盛行的丝绸织物，主要为织金类织物，有“扁金”和“圆金”之分，象征着皇家和贵族的尊贵与权势。
60年代在苏州盘门外张士诚母曹氏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元代丝织品，有锦、缎、绫、绢等衣物被褥，纹饰图案极为精致，有凤戏牡丹、喜鹊栖枝、梅兰竹菊等，这批文物目前被保存在苏州博物馆内。元贞年间，还在玄妙观机房殿设立了吴郡机业公所，传统的家庭丝绸业，开始逐步转变成机户这种专业的丝织业作坊。
东北半城，万户机声
明清苏州的丝绸业，延续了元代官府织染局和民间共同发展的格局，在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产品种类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均超越了前朝。
明永乐年间，郑和从苏州刘家港出发七下西洋，就曾带去成批的丝绸和丝绸制品，进行了大量的物对物贸易；清康熙至乾隆年间，苏州织造局的生产规模是全国之冠，苏州传统丝绸手工业进入顶峰时期。
官府的织造局由督造官员或太监驻苏直接管理其事务，每年在完成皇室规定的织造任务外，往往还有各种临时办差，如帝后的大婚、万寿贡、端午贡等，数额极为庞大。官机如应接不暇，往往将缎纱工料下发民间，由民间机户承造，因此促使苏州城乡丝织手工业作坊大量设立，民间织造的规模渐趋扩大，苏州及周边地区真是遍地蚕桑，满目锦绣。
据史志记载，苏州古城内有“东北半城，万户机声”之说。而各种丝行、丝帐房、纱缎庄以及行会公所、会馆等经贸商业和辅助行业林立，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
苏州周边的农村，也相继形成了盛泽、震泽、洞庭山等丝绸集市，苏州由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府”。
至咸丰年间，苏州遭兵燹，但到了同治、光绪年间，苏州的丝绸手工业仍然具有着较大的规模，织绸的木机总数有一万五千多台，从事丝绸业的人数达十万多人，年产真丝绸缎三十六万匹，值银约六百余万两。当时的主要产品有妆花缎、织金缎、库缎、漳缎、天鹅绒、高丽纱等，特别是苏缎闻名全国。
冲击中的变迁
清末民初，由于受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几千年来苏州传统的蚕桑丝绸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新兴的机械生产技术，改变了分散的传统丝绸业手工作坊生产的方式，导致了集中生产管理的近代工厂的大量出现。
光绪二十一年（1895），苏州在盘门外首先创建了官督商办的苏经丝厂，随后在葑门外又相继出现了恒利丝厂和延昌恒丝厂。
1917年陆季皋等人开设了振亚织物公司，接着延龄、东吴等绸厂也相继设立。
1921年苏州铁机丝织业同业公会成立时，苏州的丝绸厂有十四家，到1937年抗战前夕，丝绸厂已发展到八十三家。
随之兴起的茧丝业与传统的土丝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最终导致了土丝业彻底退出市场。
1926年，随着进一步完成了电力丝织机的普及化，丝绸生产的劳动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
这些重大的变化，标志着苏州蚕桑丝绸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已彻底地衰落和终止，苏州的蚕桑丝绸业从此进入了近代工业的发展时代。
诗意的栖居
鼎盛辉煌的明清苏州，繁华似锦的丝绸生产，锦衣玉食的坐商行贾，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扩张了苏州的城市版图。
二千五百多年来，苏州城池每一次变形与拓展，都能找到与丝绸业息息相关的蛛丝马迹。
可以这么说，正是五彩的丝线在漫长的岁月中，编织出了苏州纵横的街巷，编织出了苏州如网的河流，编织出了苏州独一无二的经纬。而苏州本身也犹如一张巨大的织机，以街巷为经线，以河流为纬向，以船只为金梭、银梭织造拓展了自己的锦绣城池。
然而，随着陆路交通的崛起和现代化纤织物的出现，古老街区里的丝绸遗迹，也渐渐隐入了人们的视线以外，水影丝光正在人们的冷落中消逝。
也许，只有让古城的水影丝光最大限度地散发和延伸出来，才能真正对新生活注入现代性的理解。也才能产生出远古文明与现代文明和谐相处的对话精神和美学空间。
